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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多寶集運】曾國藩沒有稱帝野心,為何要與中央爭江南控制權,為公還是為私?

2020-11-19  浩然文史

    自宋代以來便有這樣一句俗語,即“蘇湖熟天下足”,土地肥沃且水熱充足的江南地區是我國最重要的農業產糧區,為中央政府提供源源不斷的糧食供應。江南除農業發達之外,還是我國最繁榮的商業貿易區,其上繳的賦税更是在帝國的賦税來源中遙遙領先。就是這樣一片富庶之地,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後,卻不再為清政府所掌控。隨着太平天國逐漸衰落,日漸強大的湘淮軍集團開始與清政府就江浙控制權展開激烈爭奪。

    一、誰來當巡撫

    自1861年下半年至1862年,是太平軍與湘淮軍作戰的重要時期,也是湘淮軍集團與清政府就江浙地區控制權展開激烈爭奪的時期。而決定由哪一方控制江浙的最關鍵因素就是,江浙地區的最高官員是由哪一方提議的。就當時的情況來説,湘軍首領曾國藩身居兩江總督一職,對江蘇與安徽兩省進行全面控制,但這遠未達到曾國藩的要求。

    按照曾國藩的設想,除他本人管制江蘇與安徽之外,浙江、江西兩省,江蘇、安徽兩省,一共4個省的巡撫都要由湘淮軍將領出任,這樣才能做到“兵餉合一”,進而最大程度地集中江南地區的所有資源,與太平軍進行最後的對抗。

    但曾國藩的設想顯然太過於理想化,將全國最富庶的兩江總督一職交由他曾國藩也就罷了,4個省的巡撫也全由漢人將領擔任,這在清朝歷史上幾乎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。

    1861年咸豐駕崩之後,朝廷發生了“祺祥政變”,慈禧與恭親王奕訢成功取代“顧命八大臣”,成為朝廷的最高掌控者,而這也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官場大變動。

    恭親王奕訢

    此時的曾國藩雖依靠着湘軍的威望而得到朝廷的器重,但在慈禧看來,在“信任”曾、李及其掌控的湘淮軍集團的同時,必須有人來牽制他們,為此在湘淮軍全力拿下安徽與江西兩地巡撫名額的同時,朝廷特意將江蘇、浙江兩地的巡撫保持不變,藉此給湘淮軍戴戴緊箍咒。

    慈禧

    二、江浙巡撫之爭

    既然四省中已有兩省勝券在握,湘淮軍的下一步就是爭取江浙兩地巡撫的職務。彼時朝廷安排的江蘇巡撫薛煥與浙江巡撫王有齡,都是正統科舉出身,常年在江蘇、浙江兩地任職,可以説是一步步憑藉能力與人脈爬上來的,二人在打擊太平天國中的表現也非常出色,並不是尸位素餐的酒囊飯袋。

    薛、王二人既然是朝廷安排的用來牽制湘淮軍集團的,在任職過程中自然對湘淮軍沒什麼好臉色,不但與曾國藩的規劃反着來,還經常拖欠軍餉物資,而這也加速了曾國藩想要將二人拉下馬的想法。

    1861年,湘淮軍在江浙戰場上可謂勢如破竹,太平軍節節敗退,軍事上的巨大勝利為曾國藩提供了恰當的藉口,他立即上奏朝廷,極力強調湘淮軍在戰場上的勇猛,以及曾國藩等人的才智多謀,但與之相反的是江浙一帶的清軍卻在戰場上節節敗退,這一定是與薛煥、王有齡二人指揮不力有關,且二人在戰場上對湘淮軍多加掣肘,因此朝廷應當將二人撤職。

    此時的朝廷剛剛結束與英法聯軍的作戰,加之朝廷內部政變剛剛結束,政局尚未鞏固,因此對曾國藩等人的多方造勢依舊堅持先前的政策,江蘇、浙江兩省的巡撫保持不動,但對曾國藩恩威並重,雖然朝廷沒有炒薛、王的魷魚,但任命曾國藩有節制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江西四省軍事行動的權力,四省巡撫在軍事上都要聽命於曾國藩,對曾國藩來説,這也算一個小小的勝利。

    三、曾國藩再度出拳

    1861年十一月,太平軍在李秀成的帶領下再度東出,先後攻下江蘇、浙江、江西各省內數座重鎮,給清政府以強大的軍事壓力,而此時朝廷所依靠的也只剩下了湘淮軍集團,曾國藩藉機再度發起了對江浙兩省巡撫人選的衝擊。在先前連續的奏摺轟炸當中,朝廷下令要徹查薛、王二人任職期間的狀況,而對二人的調查反饋則交由曾國藩處理。

    《太平天國》中的曾國藩

    按常理來説,曾國藩既然對薛、王二人多有抱怨,併力圖將二人拉下馬,那麼回奏當中肯定是對二人滿篇黑,但曾國藩畢竟是混跡官場多年的人,他既沒有立即回覆朝廷,以避免造成他刻意打壓二人的不良輿論,也沒有在反饋中強調二人的負面事件,甚至對二人的政績稱讚有加,似乎對二人的“苦衷”十分理解。

    在這裏曾國藩很明顯用的是“先揚後抑”的套路,在對薛、王二人假模假樣的稱讚之後,話鋒一轉,對二人的無能表現一一列舉,例如“不暗軍情”、“無調兵遣將之能”、“無管理手下之能”、“浪費錢財、結黨營私”等。算是給了個甜棗,再打一巴掌。在反饋奏摺的最後,曾國藩給出的建議是“該二員均不能勝此重任”,並將最終任免權又拋給了朝廷。

    影視劇中的曾國藩

    面對曾國藩軟中帶刺的反饋,朝廷也十分清楚,曾國藩這是在給朝廷下“最後通牒”了,儘管如此,朝廷依舊沒有立即下令更換江蘇與浙江兩省巡撫。但在這場爭奪中,薛煥最終還是沒能保住江蘇巡撫一職,他被改任為南洋通商大臣,江蘇巡撫由李鴻章接任;而王有齡則在1861年12月底戰死,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。至此曾國藩算是初步完成了與朝廷之間的爭奪戰,湘淮軍集團成員掌控了全中國最富庶的江南,權勢達到了鼎盛。

    文史君説

    固然曾國藩在太平天國覆滅之後,選擇解散湘軍並交出兵權,但這並不説明他對權力沒有眷戀,而是出於“狡兔死,走狗烹”的自保考慮,同時自幼接受的忠君思想,也不允許他擁兵自重。曾國藩的戰後交權,不能推翻他在戰爭時期的爭權行為,畢竟曾國藩為了擊敗太平軍,可謂無所不用其極,尤其是他掌控着江南四省的兵權,頭頂上卻有薛煥和王有齡這兩個清廷專門安排給他的巡撫,猶如給戰馬套上了馬嚼子,這顯然不符合曾國藩的整體戰略考慮,爭權也就是情勢之必然了。

    曾國藩此次奪權,是大清開國以來,除康熙年間的三藩外,最為明顯的地方與中央之爭,但這種爭權並不是戰場的廝殺,而是隱藏在“君臣和睦”之下的較勁,湘淮軍集團的強勢出擊,為其贏得了大清200餘年間漢人的最高輝煌,無論是曾國藩,還是李鴻章,乃至左宗棠、劉坤一等其他湘淮軍首領,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擁有極高的權力,享受到漢人幾乎沒有享受過的殊榮,而這份輝煌一直持續到清朝覆亡。所以,我們可以這樣説,曾國藩與中央圍繞江南控制權的爭奪,既是為私,也是為公。

    參考文獻

    董蔡時:《論曾國藩與何桂清爭奪江浙地盤的鬥爭》,《浙江學刊》1985年第2期。

    邱濤:《鹹同之際清廷與湘淮軍集團的江浙控制力之爭》,《清史研究》2020年第4期。

    (作者:浩然文史·小太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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